向左走，向右走

    这是一个有些媚俗的标题，但我所打算讨论的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思想的左右分殊、尤其是在大学校园中的左右翼思想姿态，而并非一篇小资情调的散文或是小说。

    我们的沙龙收集的是思想的碎片，既然是“碎片”，则尽可能地不分左右、兼收并蓄；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在整体上仍然给人以一种偏右的自由主义者印象。那么在此，我想要分析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立场？为什么我们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姿态？为什么有朋友提出疑问：湖大就没有偏左的人文组织吗？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的“左”与“右”是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下而言，将与激进主义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称为“右派”，而忽略在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分野，同时也不是中共党内传统的“左”、“右”区分。其次，需要对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作一个大致的概括：其哲学观是经验主义而反对先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试错演进论而反对历史决定论，推崇自生自发秩序而反对“在地上建立天国”的理性建构主义，希望保持一定的保守而反对过分的激进；其政治观是个人自由为基石的宪政民主，强调宪法之下的分权制衡与保障个人自由，既反对少数人的专制，也反对基于直接民主的“多数人专制”；其经济观是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而反对计划经济；其道德观认为个人是价值而非实现整体目的的手段；其思想观是在一定的最基本的“大写的真理”指导下包容各种思想的言说，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激进文化相对主义；其人性观是人性本恶，从而强调制度、程序与法治，对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治保持警惕；其知识谱系中，在西方有洛克、贡斯当、伯林、哈耶克等，在中国则有胡适、陈寅恪、顾准、李慎之等。基于这两点，我们将自己所处的“右翼”立场作了限定，而作为其对立面的“左”也就不言自明了。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复杂性在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者，杨小凯教授说：“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恰恰承担了许多的试验，虽然是否最坏还尚未可知。在源于德国并结合了本土资源的先验主义哲学与历史决定论指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试验，企图基于理性的建构彻底摧毁旧世界、建立“止于至善”的新世界。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经历了一次次激进的变革。当这个天国似乎建立起来之后，看到的是哲学王带来的专制，是大民主带来的“多数人暴政”，是广场上的鲜血，是被淹没于整体中的不自由的个人的无助，是计划经济与文化专制下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到这些，顾准先生提出了“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李慎之先生则用当年宣传共产主义一样的激情写道：“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当我们这一代人逐渐走向自由主义之时，正是沿着他们的足迹。事实上，作为80初的一代，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伴随着旧制度的逐渐坍塌，和新制度的缓慢生长，两者的合理性暂且不去讨论，关键在于这个过程中的混乱以及带来的权威的瓦解。一位生于1982年的同龄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980初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是满眼火光。”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们虽然似乎失去了父辈们的理想与激情、困惑于思想的乱世，但却有可能进行更为冷静、更为全面的审视，有可能在进入大学之后，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杀毒”、“碎片整理”与“清空回收站”。虽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试验，我们并未感同身受。但这却使我们有可能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获取各方面的信息，跳出自己所置身的“庐山”来回顾与思考。正是对信息的全面汲取，我们得以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们不满足于停留于课本的简单思考，我们从意识形态控制的缝隙下、从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收集真实历史的片段，从人类思想史的漫长源流中寻找精华，从父辈们的讲述与自己的感受中认识社会，最终从自己的思考出发选择“向右走”。

    朱学勤教授曾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这样描述：“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的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书目。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10天》，后两年读《落角》，在1975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抄《天安门诗抄》。”而到了今天，在大学中，如小熊在《我们的精神部落》中所言：“像我们这样读一类书的与读另一类书或者不怎么读书的人，都让我们用‘思想的碎片’这一标签区分得泾渭分明。”什么又是我们共同的阅读范围呢？显然首先是一部中国通史，或者来自费正清，或者来自范文澜，或者来自其他作者，总之共同点在于洗去过去所受的历史教育的遗毒；然后是西方哲学与政治学，可能是洛克、卢梭，是康德、黑格尔，也可能是伯林、罗素，是哈耶克、罗尔斯，也可能只是通过中国学者的中介，也可能只是通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但总之可以使我们逃离过去所受的政治教育的桎梏，走出意识形态的宗教光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学说之一而非绝对的真理；再次，应该还有文革史或是回忆录，以及《顾准文集》，甚至还有《无梦楼随笔》，深刻理解那个疯狂年代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最后，大概都还包括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学术随笔，以及余杰、王怡、王小波等人的杂文。

    在此，还不能忽视我们的学科背景。法学学科是当前中国的显学，至少在表象上如此；但在中国历史上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法学则是最受摧残的学科之一。今昔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对学科与历史的双重责任感以及对法治的信仰。同时，法学是一门西化的学科，中国法治历史与理论的空白，使得有志于探索这一科学的学子必须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开始展开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而自由主义恰恰就是西方历史上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流。并且，法学是一门保守的科学，从柏拉图起，法治就只是不能实现最好政体时的次优选择，民主只是人性本恶的幽黯意识的产物，程序正义只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无法保证实体正义时的底线，制度只是从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恐惧的后退……法学从来就没有认为在地上可以建立天国。因此，法学学科背景使我们选择了右转。

    接下来，我将试图展开另一路向上的分析，即对校园内左派的分析。这可能是一件找骂的事情，而且作为“外部人”似乎缺乏论述的说明力，但我仍然希望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毕竟，我们当年也左过。我以下的分析，如果说是批评的话，首先是对自己过去思想的反思与检讨。
    首先还是要对“左”进一步的明晰。虽然在前面已经通过对“右”的论述做了限定，但还需要指出，在目前的校园内，尤其是本科生中，基本上不存在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为指导的新左派，而仍然是表现为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统左派。

    大概来说，其哲学基础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通过中学政治教育所灌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不排除部分人有进一步的原典探索，如阅读《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乃至《资本论》等。但一般来说，对原典的阅读会导致困惑的产生，从而探索问题的根源，必然追寻到西方哲学的深处，很有可能引起思想的转向，因而对于左派而言是危险的。因此，总体上而言，其思想仍然立足于中学政治课本上的马列主义。而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左派也基于正统的历史教育，主要即为中学历史课本的叙述与观点，比如说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用和意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等问题，均与自50年代始的传统观点保持一致。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中学教育留下的深深烙印。无论是否承认，中学教育对于人的影响是难以回避的，而且影响之深远也难以估量。许多人自己并不信仰那些东西，但其思维方式已无法摆脱。以至于王怡会说，如果一个人历史、政治、语文高考平均超过120分，这人还有什么希望？就我本人而言，思想的左倾期大约是初一到高二这一阶段，当时就是基于对少数原典的阅读和对课本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思想，许多幼稚的思考，现在还在我那本《共产党宣言》上，这些都要“得益”于当时所受的教育，一个不满十五岁的中学生是不可能在那样的教育熏陶下形成真正的独立思考的。

    当然，进入大学之后，不再有或者说大大减少了这方面的课程，会有一个清洗遗毒与碎片整理的机会。但对于许多理工科学生，因其专业的原因，往往会将中学的语文、历史、政治就当作了文史哲学科的全部，从而比较容易满足于教材的解释，而不去涉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而在文科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并没有阅读与思考的兴趣，而继续承继着自己当年为应付考试背诵下来的知识。这样，必然使思想走向停留在教育者当初所设定的“向左走”的轨道上。

    但是，我并不是说，思想上居于左翼的同学都是一些思想上的懒惰者，事实上，恰恰相反，相当多的左倾者在思想上相当活跃，也有相当深度，也是勤奋的学习者。不同思想路向的形成，更关键在于对现实社会的看法。现实中国存在着种种弊端，左派通常认为是偏离原有道路所致，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退回正统道路；而我们这些右倾者则视之为体制的本身弊端，希望更大的制度变革。其根源在于，一般来说，思想偏左者更接近于社会的下层，至少在情感上更接近于社会下层，而社会下层大多在改革中是受益较小甚至未受益者，但却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虽然左派在思想上更近于执政党所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其对现实却有更多不满。虽然作为学生的左派，本人只有80年代中期以后的记忆，但他们从父辈处所得的信息却往往使他们怀念更加符合马列正统的毛泽东时代，往往以理想中的过去展开对现实的批判，从马列主义而非其他思想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比如说，面对中国改革中暴露出的尖锐问题，往往将贫富差距与社会弊病视为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产物，将政治腐败与道德沦丧视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果。

    这也就可以回答，为什么缺少偏左的人文组织？因为对于现实有更多不满，左派的学生通常更为偏激，以至于在校园内表现为那些不好打交道的个性人物（这仅仅是我的一种推理和从部分人身上得出的看法，可能是以偏盖全），这就难以形成“思想的群居”；而如果是不偏激的左派，那么也就很容易满足于课本上的结论、循规蹈矩接受学校的教育，而不会出于自己的思想兴趣结成一个精神部落。

    在此，我并不想展开对左和右的优劣评判，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包容各种思想的言说，并且我们的有限理性还缺乏能力对长时段的历史做准确的衡量，更难以做出对未来的预测。而且，在当前这个浮躁与浮华的时代中，校园内的思想只可以“贫乏”二字形容，无论左右，来自于独立思考的思想都极其难得，而思想的交锋则更为难能可贵。在交锋、碰撞与融合中磨砺思想，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更是大学的意义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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