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约而同地喜欢上“八十年代初” 这个提法，或许仅仅因为它附带一种群体归宿的快感，又或者我们都有自我表现的天然欲望。任何一个人，当他成为有形世界的一大看点，他暂且还无法阻却这种突如其来的受宠若惊。
有了这种理由，我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欣赏自己的各种姿态，由此也可以说，中心意旨的消亡，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契机。我们看到个人意旨在电石火光中昙花一现，看到后现代主义的零什碎片来势汹汹。自我作为元话语被重重屏蔽，人的精神和个性不再在艺术手法上享有优渥，相反，主体性的结束.自我的结束，戏剧般地找到它们的舞台，一些“边缘人”适时捕获和顺应了这种流向，成为新的时代活标本。
这当中，“八十年代初”的表现得尤为踊跃。如果说起初他们还只是游兵散勇的话，现在就可以算做颇具气候。这从他们的代言人及代言作品中都不难察觉。无论是安妮宝贝抑或是卫慧.棉棉，都铺天盖地地宣泄过他们强健有力的生命能量。体现到文章中，他们都不谋而合地选用了“身体”作为主能指，其对“身体”的偏爱，表现了近乎恋物的痴狂。同样，他们不惜在“下半身”上涂油抹彩，赋予其神秘隐晦而无法穷尽的言寓性。是时，“上半身”延续人体，“下半身”纵情于猪的所谓“猪人”一经他们克隆也吸引了相当可观的一片眼球。连同酒精毒品，连同迪厅吧室，都担当起呼云唤雨的工具意象，它们传达出的信息远远超出了语言的媒介功用。我们暂且在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费些口舌，然后从这些混淆视眼的庞杂意象出发，可以不困难地发觉，变来变去都总缺不了一道背景程序（不管它以多么微妙的形式加以隐蔽）——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眼泪。连同安妮喜好的蓝色眼泪痣，卫慧经常营造的莫名其妙的哭戏，棉棉偶尔又来袭的神经冲动。就连一度鄙薄眼泪的男性作家也毫不避讳地去合应这种拍调。这到底是一种形式的巧合，抑或根本就是本质的趋同？
我试图从这些浩如烟海的图式文本中，寻求那些“不在场的内场”。叙事者们惯于用他们精妙的手法一度将之剥离得痕失迹缺，造成的这种意识和文本的“离心”又刚好恰如其分地掩盖了他们的创造原型又言是我们这群人的痛苦本原。
事实是，社会从来都在稳健地重复它发展上升的进程，并因此可以忽略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把持它方向乃至速度的能力。人类对这种现状的爱莫能助莫过于方方所说“生活……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定定数和宿命的”我暂且迷信这种说法，那么可以说“祛魅”的现实化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做一种定数和宿命。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靠计算和精确便足以控制整个世界，破译所有神秘元素，一方面使人的视野更清晰，另一方面大脑的期望值反而严重受挫，人类反而因平白和明晰更空虚.迷茫的郁结竟也是一种定数和宿命。
这样说，“八十年代初”即是这一宿命的庶出胎儿。他们的第一声啼哭几乎同时奏和着祖国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他们刚巧逢上有足够社会资源可供吸吮的机缘，他们得到最祥和的生存环境乃至最备至的社会关怀，享受着最优秀的技术装备却几乎在日趋富足的同时日趋贫弱。界标随国家的科技文明演进又刚好是他们的个人成长黯然出局，信仰从而成为内心拼命营求而求之不得的镜花水月。自记忆起便缺乏明确的指向，便被教会怎样去推翻和怀疑，当“知本”随年龄敛聚起来就只能强化根基的虚妄。一种从来就无所谓有的架子，等到搬来所有寄存物时才得到证实，要需要如何一种勇气才能面对？
不然代言者们怎么要把缺损的统统置换成眼泪，看的见的是那些无谓的眼泪，看不见的又正是那些无谓的眼泪，会有什么感觉？看到杯子世界里同样透明的眼泪。
附：写这篇文章，算是对自己多年惰性的一个交代，荒废多年，驾驿起来生疏而费力，鄙薄与否都准备一概接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