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人，人们可能不自觉地就会想到“无奸不商”。可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这个词产生了一股本能的厌恶感。因为我觉得“无奸不商”是幼稚商人的专利，或者说，是风靡商人的怪癖，甚至说，是无能商人的自卑招数。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商人竟然把“奸”看作“成熟”、“老手”、“地道”、“有经验”、“聪明”、“能耐”、“有心计”的代名词；把“为奸”、“作奸”作为一项经商“艺术”；把“为奸”、“作奸”的人称为“艺术家”。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商人还以“别人称他‘狡猾’、‘奸诈’”为荣。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承认，心里却美滋滋的。恨不得你对他多说几句“无奸不商”。而这些商人中有谁能领会什么叫“奸”？有谁晓得“奸”的本来含义是什么？他们只是望文生义，以为“奸”就是“骗”，就是“欺”，就是“诈”，就是“坑”，就是“拐”，就是“黑”，云云。
于是，在“无奸不商”的朴素理念指引下，干着他们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伎俩，还很带劲。而这一理念的牺牲品却是那些无数的消费者。因为这些数不尽的消费者“无奸不商”的理念早已扎根在心，甚至比商人的理念根扎得还要深。于是就眼睁睁地承受商人的“奸”作下的孽。麻木的消费者还悄无声息地无动于衷，非但如此，还逢人必吹什么“这些商人真精”、“从北京到南京，买的比不上卖的精”。——对商人的那股佩服劲简直没什么可挑剔的！
可别说，有些商人乘着广大百姓消费者也深信“无奸不商”理念的空隙，靠他们那些名目繁多的“奸”，还真赚到了不少钱。美其名曰“暴发户”、“大款”、“老板”、“富婆”。确实也有一部分富商，把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捐助了公益事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富商趁着自己腰包里有几个钱而烧包，买官职、买文凭、买女人、买名气。罪恶的勾当，任凭他们的花花肠子使唤。
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以后，再来买个一官半职，填补一下精神利益的空白，实现“官商一条龙”、“官商一体化”，把“经商做官”的人生轨迹进行到底。这是那些“靠奸吃奸”的商人的一套处世哲学。奸商们早在利用“奸术”赚钱的时候，就彻底暴露出了他们的贪婪的欲望。这种近乎肮脏的贪欲与奸商形影不离，它能唆使奸商饥不择食、无孔不入。奸商的一举一动都沾有贪欲的污垢。买官职，就是贪欲发作到不可救药地步的结果。可以想象，这些奸商一旦混进了官场，马上就会成为奸官，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因为“官”源早已被污染，“官”流当然也不会洁净。说到底，奸商买官职是“无奸不商”理念的必然延伸。
如果说，买官职主要是奸商的那股无法抗拒的贪欲在作祟，那么，买文凭则是奸商“死要面子”的结果。学历文凭对奸商们至关重要。当下，这些商人经常疲命奔波，参加一些商品交易会、博览会、销售大王颁奖会、劳模表彰会、交易研讨会、贸易经验交流会以及旅游观光活动，还要出入一些娱乐场所，这些重要场合的参加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确有一些名副其实的高级经理，思想素质很过硬，文化品味也较高，与这些“大牌商人”在一起，那些“小号商人”为了保全自己的那点“面子”，也得在名片上印制一些能“拿出门去”的头衔、学历什么的。另外，许多“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干事等也要求其会员达到某种学历。这些都促使奸商们疯狂地买文凭。
买女人，就更令人作呕了。这种堕落行径主要是男奸商所为。通常是通过包养“情妇”、“二奶”、“小蜜”以及嫖宿妓女等形式实现的。腰包鼓起来了，许多奸商就开始想些歪门邪道，逐渐沉溺于女色了。从表面上观察，这是奸商们生理欲望使然。但从根本上透视，这却是“无奸不商”的理念在作恶。而“无奸不商”的理念又夹杂了“所有”理念的滥用意识。把女人视为“物”，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看来，的确是应验了无“奸”不商。
名气也可以买。花几个钱到大众媒体上亮亮相，是奸商们的又一大癖好。广播电视里做个嘉宾，侃侃致富“门道”；报纸期刊上搞个专栏，吹吹赚钱“经验”，要多风光有多风光。美其名曰“提高知名度”、“把自己推销出去”云云。
事实上，“无奸不商”的本来含义是说经商需要技巧和方法。但这种技巧和方法是“经商”的技巧和方法，而不是“作奸”、“骗人”的技巧和方法。奸商却把它理解成了后一种意思，而这种理解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以致成为了一种大众理念。这种理念曾经和正在影响着大批大批的商人。更为严重的是，“无奸不商”理念已不仅仅是商人的一套经商发财之道了，而且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大“痼族”。因为它冲击了健康的市场运行理念，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运行秩序，阻碍了稳定的市场运行步伐。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德治经济。法治与德治的一个共同理念就是“信用”理念。这种理念是一项基本的民法理念。各国民事立法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作为“帝王条款”来对待，我国民法通则也把它列为民事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立法用意就是倡导“信用”精神，铸就“信用”理念。可是，直到今天，这项理念还远未扎根于民众，更没有成为一种大众意识。这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市民民法意识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诚信是生存之本。“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俗语。封建社会就有“经商重信义，和众得安康”的以信取人之说。可是，有些商人就是不信这一套，另起炉灶，玩出了“无奸不商”的花样。倘若仅仅个别商人耍点小伎俩也就无伤大雅了，问题是这种“无奸不商”的理念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快速蔓延为一种普遍理念，远远超出了“商无信不财”理念的传播能力。这就要认真考究一番了。
我以为，国人之所以对“无奸不商”理念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欲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沾染了长期以来抹不去的“人治”理念。人治理念是人治社会的必然理念，与法治社会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人治理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排斥公共秩序、追求自我安逸；拒绝社会正义，专注个体利益。具体到商人理念，那就是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在追求眼前利益时，往往是不择手段的：可以靠投机取巧，可以靠钻营倒把，更可以靠坑蒙拐骗，这些都是“奸商”意识结出的恶果。而这些行为是地地道道的短视行为，可以混过一时，但决不会混过一世。
与此相对应，法治理念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崇尚公共秩序、关怀自我发展；追求社会正义，尊重个体权益。具体到商人理念，那就是不仅注重现实利益，更瞄准长远利益。而实现此双重利益所需要的最根本理念就是“信用”理念，而不是“作奸”或者“为奸”的理念。诚实信用是人之为人的人格堤坝，是商之为商的交易后盾。为人，不讲究信用，就会滋生人际交际障碍，错过人际交际机会，从而阻断人际交际道路；为商，不讲究信用，就会丧失商事交易市场，损害商事交易利益，从而葬送商事交易前途。
因此，任何一个商人都必须始终以“信用”作为自己驰骋商场的支柱。真正做到信用为本，诚实不欺。如果把商场比作战场的话，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信用”。在“商战”开始之前，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信用”武器！只有选择和运用这个武器，才能保证在商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相反，凡是违背诚实信用理念，采取虚假、欺骗的手段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都是在用错误的竞争手段消弱自己的竞争能力，无异于自掘坟墓！
这么说来，只有抽出“奸诈”理念的陈旧血液，输入“信用”理念的新鲜血液，用一种“信用”理念的眼光来驾驭现代商事活动，才能彻底告别“无奸不商”的旧理念，从而进入“无信不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