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来，苏力教授的每一篇新作，总能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以至于感觉不是在阅读法学论文而是散文甚至诗歌（当然，说不象论文没有任何批评的意味）；以及学术视角上的震撼，折服于苏力教授眼光的独到和对各种材料信手拈来的潇洒（比如说，在《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一文中，跨越了近千年时空的柳永的浅吟与那英的低唱就被浑然一体地揉合在了一起）。但同时也常常同时让我们感到理论上的困惑，在解构了我们习惯了的理论之后，似乎看不到苏力为我们提供的替代品，在一步步的推理似乎要导出结论的时候，他突然“狡猾”地后退，又解构了自己的论述，让人无从把握是否理解了苏力，是应该批评还是应该支持。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惑，即使有了试图批评的欲望，但要想真正地把批评付诸笔端或者说键盘还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困难和危险不是来自于苏力的名气和“北大法学院教授”这一强势地位，而是来自于他融合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工具的理论强势。）《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也是如此。（以下简称《制度》）
对《制度》一文的解读，首先必须以《语境论》为前提，理解作者的分析思路与工具。而作者告诉我们“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制度”，苏力教授运用这种分析进路，使中国的传统婚姻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得到了强有力的论证。在严密的逻辑推论和强大理论工具的配合之下，这种历史正当性的确难以怀疑。然而，正确不一定有意义。对于一种在历史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制度，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工具分析出它的存在合理性，与简单地说“存在即合理”又有多少区别？对比传统理论简单的价值批判，这样的分析论证在逻辑上当然强的多，但对历史的分析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方法、一种“指南”？我们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为了研究研究的方法？（当然法学方法论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从苏力教授的文章中我们接受的学术方法训练也使我们获益非浅，但法理学不应当是简单地提供这种方法。）我们观察世界，不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使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而是为了认识世界。
《制度》延续了《语境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进路，“历史地、设身处地地”分析著名的中国传统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成因。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本身就是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挑战性的，按照作者的说法，这是一篇史学论文，而且是史学领域内具有颠覆性的“内奸”，但这篇突破了习惯的法学学科分野的文章仍然同时是一篇法学论文，其着眼的根本点仍然在于法学所最为关切的制度问题。
在借用了《语境论》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以及关于这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结论之后，包办婚姻制度与普遍正当性和对于梁祝二人这样的个案的不合理性的矛盾，就构成了悲剧的根源。悲剧因素之一是自然与社会的矛盾，这是我们易于理解的，人是社会的人，但同时也是并且首先是自然界的灵长目动物，人类生活确实不能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正是社会的变迁发展为个体的人提供着对于自然力量的庇护，让个体的人更好地“享受生活”。但社会中的一项制度一旦形成、固化，就会造成个体的人的悲剧。这就是作者所指出的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人们不能对制度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应当尊重制度的稳定，但同时制度也应当有适度的开放性以包容某些例外，这些也都是我们很容易接受的。
但是，一种制度僵硬到丧失了包容任何例外的开放性，对一种制度的尊重和维护仅仅因为它曾经一直是一种被我们所尊重和维护的制度、或者说因为是“祖宗之法”时，变迁就无可避免地提出了。而“何时改变制度”正是苏力教授所指出的悲剧因素之三。本文给人造成的最大困惑也就在于此。
“当我们拉开历史距离时，我们可以作出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一般来说并不对我们自己的存在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是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回顾历史构建制度的合理性的思考者时，我们――就如同梁祝二人一样――并不能知道某个具体问题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乃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制度的特例是正当的且可行的（例如，保留当时仍然必要的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允许梁祝作为一个特例）；我们也不能知道，社会是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巨大得足以废除某个已有的具体制度（例如，在梁祝的情况中，废除包办婚姻）。因此，人类永远是要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影响甚至是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定。”
这话有道理，人类对于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确是无法具有完全信息，但制度的变迁也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在量子状态下，粒子是“测不准”的，但信息的不完全却并不表明人类不能对其进行观测和影响。“以往的历史并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未来就总体而言是高度不确定的。”果真如此吗？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做出影响未来的决定常常是取决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类似于量子状态下的不确定，甚至就像“薛定谔猫”一样在“活——死”混合态中，而不同个体的不确定性则使人类社会的精确细节呈现出量子力学中所谓的“平行宇宙”的分裂，不断变换着世界的面貌，未来就局部而言是高度不确定的。但是，在较大的宏观尺度下，我们有可能只利用牛顿力学就获得足够了解物体运动变化的信息，量子状态下的一切“幽灵”都成为实体，我们能够确定物体的位置、速度与能量；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和大时空之中的制度变迁也是如此，个体的振荡总会符合一定的总体上的规律，细节的不确定性并不决定作为整体的人类都会在不确定性中生活，行动者仍然有可能对制度变迁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比如说，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某一发炮弹恰好没有爆炸是一个“量子状态”的不确定的细节，但是中国的发展落后于日本因而需要及时的制度变迁在总体上却是确定的。（茨威格在《改变世界的三秒钟》中对历史偶然性做了极其精彩的渲染，但历史在大尺度上需要的是牛顿力学而不是量子力学，否则的话，历史学的意义就成了研究“如果克娄帕特拉的鼻子短一点”之类的偶然性问题。）而且，虽然我们屡屡使用“人类”一词，但严格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制度属于全人类，而都只是属于某个“人群”。这就更加有可能通过对外界的观察和对比来推进制度的变迁。
苏力教授在文章的结尾，正如他一贯所做的那样，巧妙地回避可能的批评，否认其文章可能导致的保守主义结论。但困惑既然形成了，仅仅这样还是无法解决。既然以往的历史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那么，分析以往的制度的合理性，除了纠正过去“简单粗暴”的价值批判在方法上的误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如果仅仅是提供一种新的方法的话，在它的靶子没落之后，这样一种“语境论”也将失去意义。难道这仅仅是学术上的一个过渡？仅仅是为了扫除过去的理论陈迹？如何解决对于历史意义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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