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部分观点来自《转型社会的教育与法》一文，在此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文字加粗的地方为直接引用原文，不再另行说明。）
写这篇文章最直接的起因是网大上的一篇帖子：“学校决定：‘凡是没有交齐学费的学生不许参加考试，不计成绩，也不能参加任何评优评奖……’换言之是可以卷起铺盖回家了。学校作出决定是按照教育部的通知办的，其他一些大学也作出了相似的决定。”原以为这只是网上一些无聊的人所开的玩笑，但很不幸，很快这个消息就得到了验证。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没有交齐学费的学生被变相地剥夺了学生的资格，意味着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教育模式的运作方式，坦白点说，我认为意味着大学的彻底消亡。这到底是大学教育自身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还是人为的制度下的悲哀？
我只觉得堵得慌。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直至今天，大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空间而存在。要么是以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创新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独立个体为目标（古代雅典式的大学教育），要么是根据国家和权力阶级的意志，为理性的国家和城邦培养合法的公民（古代斯巴达式的大学教育）。两者都承认一点：大学应当是公益性的，这些也是我这篇文章使用的“大学”一词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大学作为极权社会下政党意志的传输工具一直没有改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其迅速的发展，大学为市场的各种职业和位置提供人才的作用开始日益重要，并很快成为二三流大学维持生存所必须遵从的规则。
在这个由极权国家向自由国家转型的时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怪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市场化的意象形态互相争夺着学生、教授、甚至行政长官的思想。而且这种争夺还将继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因为极权社会下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社会下的市场意象形态之间并不那么相容。我很容易举出这种冲突在现象学上的表现：学生厌恶课堂上的灌输而大量逃课（包括我自己）；教师忠于知识上的良知而违背规章讲授他所认识的真理，但却找不到教材……（我们认识的一些政治老师就是如此）
大学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可能也是正在寻找正确的方向。既然历史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走这一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认为这种怪胎是变种的前兆。问题在于当我们精确地意识到市场化是大学的趋势时，我们是不是真的值得高兴？
大学成为了为市场制造零件的工厂，制造出的零件当然是标准的，统一的，大学不是以培养和激发独立的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潜能，使其成为具有高贵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理性的判断、独特的创新精神和深厚人文精神的人，大学生成为的理所当然的工具，按市场的模子来增减削挤，压成型之后卖出。请注意：工厂是以营利为目标的，卖出产品是为了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
回到学生本身：工具化了的人是不是还能称之为一个人？康德说过：人永远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哲学大师的话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微弱与可笑。但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要为自己蔑视真理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种灾难已经开始降临：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不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而是一些孤独的、早熟的和投机倾向的市侩分子，大学生活成为潜在和隐形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使未来的以这些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教育的主导形态，面向市场的职业教育本身存在其不可克服的问题。据阿伦特分析，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思想主流对“人的状况”（human condition）进行了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把传统的“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简单倒转为“实践优先于理论”（包括马克思在内），而没有看到被划归“实践”之内的三种人类生活样态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事实上，现代观念仅仅把工作和技艺等同于实践，从而把人的生存简化为劳动和工作的存在，而取消了行动的范围。职业教育仅仅教会了学生工作的能力，而未教会他们行动的能力；它只是使人成为国家或企业科层制中的一个职员，而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因为工作和劳动不过是在重复现存世界中已经有过的事物（物质文明的进展也不过是一种重复），它仅仅用来维系人的现世生命和消费；而行动则造就世界上没有过的事物，它带来崭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把工作错误地等同于实践导致世界的因袭和重复性，使之无法朝新异性敞开。同时，在工作中人是孤独的，人与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而行动中人则是共同存在的。现代社会由于工作带来的孤独情绪的普遍蔓延，也可以归结为主宰职业教育的现代观念造成的公共生活不存在的结果。
大学教育目标的这种变化引起了伦理道德的崩丧和现代性的恐慌。大学成为了一种反社会的有机体而存在，这简直是是我们无法预想的(虽然从直觉而言我不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现代性的巨大惯性使我们根本无法阻止，也许最终使现代性灾难结束的只能是它内部自身的矛盾，人类重新开始历史的循环)那么，再来看看上面学校的决定，同样不能想象这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和文明社会里发生的现实。大学在功利性面前变得和妓院、赌场没有了本质的区别，大学教育变成了有钱阶级独享的特权。这竟然是在具有最远大理想的执政党领导下的教育政策？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自由，而这部分人，在现有的社会阶层变迁结构中，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是唯一的途径。学校的决定等于从事实上永久性地剥夺了这部分人的幸福和希望，无论如何，即使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学校的决定是在把其他人应负的责任不公平地分配到了学生身上。一部分学生交不起学费并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现实中大学生的学费主要是由他的家庭来负担，如果说他的家长由于能力的缺陷而不能为子女提供足够的上大学费用的话，那么，制度的设计应该是针对家长而不是针对学生，责任应该由家长而不应该由学生来承担。既然一个人对家庭的选择是先天的，既然一个人接受教育是先天的权利，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用金钱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接受大学教育。科举制度是用考试的形式来测试参考者的能力，并根据能力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行录用，这个标准是唯一的，不能掺杂进别的因素。
作何一个非正义的、违反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的规则必然要遭遇合法性危机。学校的这个决定已经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声。但这个决定不过是教育产业化政策下一个衍生品而已。教育产业化是朱镕基总理施政5年中最大的败笔，十六大召开之时有人发帖公然批评。斯人已去，留下的这副摊子不好收拾。中国的大学本来就是在迷茫中徘徊，黑暗中经人一推，便掉进了难以复生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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