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幻象

    孔子倡仁，孟子言仁政，其实都是君子或者君王对待百姓的仁爱政治。此种仁爱政治的推行，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仁政以换取所谓的“民心”，从而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统治。换句话说，仁政的实现与否，端赖于于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社会心理传统。一旦此种传统得以冲破，必将导致天下离心，上下交征，直至混乱的局面再次得以收拾方可。

    可见这种仁政对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以及士大夫们是何等重要，甚至其本身就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所以历代的明君贤臣都对仁政推崇备至，甚至民间都广泛流传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何不回家卖红薯”的乡风俗语。而一旦君主或者士大夫们视民如草芥，弃仁政于不顾，必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人民也就会揭竿而起。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是在此种背景下而堂而皇之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种为民做主式的仁政传统，可谓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君主那种“作君作亲作师”的三位一体的面貌，其实就是推行仁政的必然逻辑。所谓青天大老爷、父母官的理想图景，不仅是士大夫所秉持的情怀，更是普通百姓内心深处的信仰。这样看来，中国的传统政治要成为可能，首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君主及其所统率的各级衙门必须“为人民做主”。

    为民做主是耶非耶，我不想纠缠。只是这种为人民做主，弄了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也仅是君主及其官吏们在那里不断地做主而已，至于普通百姓是否快乐和幸福，则不得而知。之所以如此，恐怕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反思过其中的幽暗意识的缘故。

    仁政之所以必须推行，为民做主之所以能够成功，恐怕最重要的凭借当在于君主及其官员们所掌握的权力。没有一种权力的依托，仁政与做主既不必要，也无可能。所以我们对仁政或者做主的期待，也许就是希望那些掌握有国家权力的君主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们对自己多加客气些，不是希望君主克制，就是希望君主慷慨。这种对明君贤臣的期待，也许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权力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

    说是无可奈何，当然是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比较而言。西方人的主流意识总是对人性有着一种深深的怀疑，以至于在对待权力问题上最终形成了“以权力约束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的政治原则。这种政治原则的风行，当然首要的前提就是个人人格与独立意识的成长，惟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拒绝他人为自己做主的资格或者资本。即使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最终也不可能提供国家与社会的全部图景，因为一种有独立人格与独立意识的个人是不可能全部接受哲学王的安排的。所以仁政断无在西方成长并发展的可能。

    因为仁政隐含的前提就在于取消独立的个人意识，就在于消灭个人的人格。一种将自己的人生命运全部交给君主官吏们加以安排的政治逻辑，没有这个前提是怎么都不可能的。这种个人人格的消灭，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就是依凭“仁”的二人关系而予以实现的。在君臣、夫妻、父子等形形色色的二人关系里，我们其实都是将“心”直接指向对方，一旦没有这些具体的二人关系，我们的“心”就会无所措置。这种“心”的外向与外求，使得我们全部的精力都随外界的关系而移转，至于自我精神的展开就成了一个意识的盲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始终都是成长不起来的。

    正是由于个人的人格无法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这些百姓总是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的。我们只能够依凭那些外在的君主或者士大夫，才可能使自己心有所系。其实这种依托外在他人的“心”，往往也必须得由他人才能发动起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统治者也就深谙此道。汉代的董仲舒说得最是明白：“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可见君主完全就是百姓的精神源泉，只要君主举手投足，普通百姓定是唯马首是瞻。这实在是中国传统政治发动人心的独家秘诀。

    这样看待仁政，也许其正是自我丧失的必然结果，否则何来那种根深蒂固的“为民做主”的政治意识，而且还深受士大夫以及儒生们的猛烈鼓吹！即使时间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为这样的政治传统高声叫好，只是有时换了另外一副脸孔，变得让我们无法察觉，反而让我们以为是崭新的事物。这样的一副脸孔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许多人眼里，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好的，尤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仆人当然应该为主人服务，这似乎明白得简直让人无话可说。可是倘若认起真来，恐怕就不那么明白了，而且好象有些“为民做主”的仁政幻象。

    说是幻象，可能有些不符合“政治正确”。但是如果政治真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就得认真对待这个幻象。我们的政治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这首先就得肯定人人都有做主的资格，至于资格怎么体现，那是政治具体治理的艺术，但应该每一个个人都有可以做主的资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这就意味着是我们自己做主，而不是别人替我们做主。

    在现代的政治视阈里，人民当家做主当然依托所谓的民主理论，而民主的政治实践无非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途。不管怎样，一种民主的政府首先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也就是人民在选举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政府，必须得向人民负责。这种负责，不仅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更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行使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与约束。而这种责任政府的方方面面及其行为的大大小小，都惟有在人民通过的法律范围之内运行才可能不超越人民授予的权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民主政府理论不在于宣扬政府行善，而在于防止政府为恶。

    那么现在换成了服务，难道不正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吗？当然是负责任的表现！但是这种责任可能仅仅属于道义上的责任而已。所谓责任，应该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必然结果，一经超越法律的范围，必须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然而服务更多地属于道义上的问题，那种“好心办错事”的服务即使造成最大的社会危害，我们顶多喟叹客观条件有限等等而作罢。事实上，许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幌子下的服务行为，往往都是中饱了那些为官者的私囊，最后的残局还是得由纳税的百姓自己来承担或收拾。

    这样的服务一经打上了“为人民”的标签，不仅使得我们对其缺乏警惕而置责任于不顾，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也使得政府背上了“莫须有”的精神枷锁。政府为了寻求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总是停留在服务这个方面大做文章。一旦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承担起提供服务的职能，我们所有的私人领域也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可能。前苏联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那种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国有化趋向，就是一种政府要全面提供服务的表现。列宁于1917年就曾自豪地说过：“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当一个社会或国家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管理处或工厂，那么一切就得由这个管理处或工厂提供服务了。托洛茨基似乎看到了这种政治实践下所隐藏的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所以他在1937年公然指摘：“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于是他被划成了右派，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则继续向前发展。

    由此可见，我们普通百姓都是喜欢政府为我们服务的，象托洛茨基这样的异端注定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其实人性可能总是有着幽暗的一面，总是可能期待他人为自己带来某些好处。这种长期依托他人提供服务的人格，当然也就总是期望他人为自己做主，一旦要自己筹划全部的人生，可能都有些无措手足。也许中国的传统政治正是依赖着这样的社会心理，仁政的道德理想才绵延不绝。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政府不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老百姓也就会揭竿而起以铲除暴政了。一种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恰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除非你总是能够将他喂饱，否则他就会歇斯底里地尖叫……

    如此看来，政府完全没有必要纠缠于“为人民服务”的幻象之中，而我们普通公民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幸福与追求全部交给政府。如果一定要体现民主理论下“人民”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为人民服务”，不如说是“由人民做主”。这样既可以组织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同时也可以培育起一种有责任的公民。只有在政府与公民的双重责任下，我们才可能真正走出仁政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