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7年10月22日，对杨汛桥镇的两户贫困家庭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对杨汛桥镇贫困人家的基本情况有了概略的了解，对杨汛桥镇的村庄发展情况有了初步的认知，希望能客观地立足于这些了解和认知，清理或探索出一些有益的思路，从而为杨汛桥镇深化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做出微薄贡献。
一、调查的目标和方法
(一)调查目标
１.了解被采访的贫困户的家庭现状和愿景，归纳整个村的贫困户的成因和特点；
2.分析贫困户的日常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状况；
3.询问村镇的对策，考量政策选择的原因，探讨可能的改进；
(二)调查方法
访谈。整个调查共进行了两次访谈，访谈时间共计九十余分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朴素而真实的材料，也为进一步的理性分析提供了现实性基础。
二、调查的过程实录和结果归纳
（一）调查过程实录
1．王文潮家调查实录
我们走访的第一户是王家塔村的王文潮家。王家的房屋是一层楼的平房，较为矮小，外体刷有灰泥，似乎用水冲洗过，颇显得清爽干净。正门黑色，木制，较狭小，身材稍为高大的人或许只能侧身通过。村文书领我们大声敲门，好一阵屋里才有声响，文书告诉我们，由于是星期一，王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她正来开门了。果然，门吱呀一声开了，显现出一个极其矮小、瘦弱的老太太来。
门本不高，老太太弓腰站在门里，仅仅只有门高的一半。瘦小到如此，听文书说了我们的来意之后，抓着我胳膊的手却非常有力。她不停地对我们带来的菲薄的礼物表示感谢，并且对这样的走访表示欢迎和配合。坐定后，我们谈了六十余分钟，了解到以下情况。
老人一家五口：她、儿子、媳妇、两个孙儿。儿子在某个工程项目处做些接电话之类的简单工作，媳妇则以修补来补贴家用，两个孙儿一个在念小学四年级，一个在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念大专。月收入老人不是很清楚，支出除了生活日常之外，则主要有两块，一是教育，二是医疗。教育上，小学目前免学费，仅仅收取书籍这些学杂费，一学期一百元左右，尚可负担。大专学费则高昂许多，幸而学院进行了一定减免。医疗上，老人的儿子患有直肠癌，如今虽然基本治愈了，但似乎曾经花费过许多钱，老人一直念念不忘。
文书告诉我们，这户人家是低保户。按镇里的标准，每月人均收入210元人民币以下，方可评定为低保户。因此估计这户人家月收入不超过1050元。评定为低保户，镇里每月能补助500余元，小孩子读书能享受更多的减免，医疗保障待遇能更优惠（据称生病可报销额度达到了80％）。如此一来，低保户家庭具备了基本的抗风险能力，其经济压力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从宏观上看，加上镇补助后，贫困户和普通户的收入差距可能不是很远了。因为倘若王家月收入达到1000元，加上镇里补助的500余元，月总收入有1500余元，年收入即接近两万。而据文书介绍，村里普通人家年收入一般也就三万左右。贫困户收入企及了普通户收入的2/3。应该说，这样程度的经济差距，不至于影响到贫困户的心理，是较为可接受的量度。
我们又更广泛地询问了整个村的贫困户状况。村里共有200多户人家，贫困户有五、六户，其中两家评定为低保。低保户由镇里补助，但镇里并没有限定配额，只要人均收入不足210元/月，即可享受低保待遇。有一些贫困户家庭可能刚刚超过标准，不能享受镇里补助，其收入反不如那些评定为低保户家庭的贫困户。但任何设定都可能产生涉界性不公的问题，所以理性考量在于：如何使这个设定符合已有的社会现实条件，产生最大程度的正义。根据王家塔村和我们其后走访的上孙居委会的情况来看，未享受低保待遇的贫困户和低保户的经济差距尚未引发明显的质疑，低保标准的设定基本成功。
由于王家老人多谈及教育和医疗的开支，我们便特别询问了整个村的教育和医疗细节。村里比较重视孩子念书，但村里小孩成绩不是很优异，念大学的多是念二本、三本，念一本的极少，据说今年才有了一个。但村民并不将其归罪于基础教育，反而普遍认为镇上的实验学校教育质量、教学条件都不错，孩子在实验学校念小学和初中，比较满意。从村文书、王家老人及其后上孙居委会文书、孙家大娘态度的一致性和坚定性来看，镇里的基础教学应该说是做的不错，民心认同的。
医疗方面，村里普及了大病医保制度。低保户和厂保户 以外，每人每年向村里缴纳60元，即可享受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报销20％费用的待遇，如果住院，花费500元以上，还可按比例报销费用。这个大病医保制度已经实行了四、五年，据称效果还可以。村里每年能收上来两、三万医保费，年医疗报销差不多也是两、三万，基本上是收支平衡。但是，这种收支平衡是出现在这几年村里没有人生大病的情况下。如果村里的普通家庭发生大病，那么村里医保收支上的平衡很难维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水平不甚为村民信任，村民甚至不在镇上医院就医，而转投萧山或绍兴市内医院。不过，镇里每月两次组织免费医疗小组下村，却是大受村民欢迎。
从医疗和教育情况看，镇和村都有一定的投入，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因而村镇财政强，村民福利就好。我们便又询问了王家塔村的收入来源。文书介绍说，目前村里300余亩地被征用，180余亩地留存，留存的农保地实际上无人耕种，不能带来收入。村里也早已不向村民收费，故而能带来收入的仅仅是出租厂房，这一项一年便能进帐两百多万。由于修建厂房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每个村民都对此项收入享有收益权。我们注意到，村里提倡的“三有一化 ”中便有三项口号与村民收益权有关：“有保障”是依赖村收入的保障，“有股份”是村收入在村民间的分配，“资产量化”则是村收入的整体确定。“三有一化”又有具体的操作，有可能不是每个村民都服膺收益分配的方案。王家塔村的文书就认为，按照农龄确定每个村民对村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额，不甚公平。因为老人分的股份多，而小孩子分的股份少，有些家庭没有老人的话，就比较吃亏。而且确定股份数额只进行一次，确定之后不再变化，有的家庭老人死了，老人的股份还在，还可继承，而有的家庭有新生儿，新生儿却毫无股份，差距太大。历数这三年，王家塔村每年以5％—10％的比例分配红利，分红约30余万，一户人家一年分到的红利从几百到四千余元不等，区别十分明显，道理却不甚令人信服。王家塔村文书的讲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我们其后走访的上孙居委会的文书却有不同意见，这个容后再表。我个人观察王文潮家老太太的表情，觉得老太太齿发动摇之际却能安享晚年，无受弃之虞，估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人拥有较多的股份。当然，老太太的存在拉低了家庭人均的收入，争取了镇政府的福利 ，也能使老太太在家庭中获得更好的地位。
王家塔村一年虽有两百多万元收入，但是修建厂房的工程款尚未付清，因而收入的大部分要用于支付工程款。虽然有一些结余，王家塔村却基本都用于分红了，这反映出了村民的务实文化。村里似乎从未用集体资金来筹划过有务虚意义的文化活动。问及是不是会邀请一些地方戏剧团，比如越剧团，到村里来演出，答曰从来没有。只是镇里每月会免费在村里放场露天电影，算作集体文化活动。问及是不是觉得地方戏剧等古典文化离村庄越来越远，答曰是。问及露天电影是不是有很多村里人观看，则答曰不是，认为外地打工的人才爱去看看。村里人不常看免费的露天电影，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示村里人有独立的娱乐途径。询问之下，果不其然。不但家家都普及了电视，而且两百来户里有七、八十户开通了计算机网络。上网是现代化的标志，它不仅是娱乐的方式，而且蕴含着信息流通、知识膨胀的机会，如此多人家上网，无疑是极其良好的态势。因而，可以说，虽然在经常组织文化活动方面与华西这样的村庄不能相比，但比之中国中部、西部的乡村，王家塔村的村民无疑是骄傲和幸运的。
这种骄傲和幸运在政治上也能反映出来。村文书介绍说，大概2000年以后，村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了，政府行为也日渐规范化，村委海选、村财务公开、村政务公开等已然做得比较规范，整体趋势，无论是政治趋势还是经济趋势，都是昂扬向上的。事实上，这种趋势是种必然，因为王家塔村许多人家拥有了对外信息交流渠道，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博弈弱势减少，制衡当然增强。有所遗憾的是，村民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素质能力却不一定相应提高，村文书笑着概括说，村民“矛盾多，建议不多 ”，应该是对村里实际情况的描述。
最后，我们略略探究了访问贫困户时常常问及的问题，譬如，“贫困的原因”。发现，许多厂子在村里租住，健全的本地人要找份厂里的工作十分容易，操作工每月能收入一千余元，稍有些技术的每月甚至可收入两、三千元，一般就业没有问题。因此，如果贫困，多是由于家庭里的壮劳力自身有残疾或病患，不能谋求工厂里的普通岗位所致。这一贫困原因发生机率不高，但发生机率又自然存在，非人为可消灭，因而难以期望政府事先对策，唯有以现如今正采用的“事后补助方法”应对。
再譬如，“对身边已富裕人群的富裕要点有无了解”、“对自身可能致富的路径有无设计”、“希求政府如何作为”、 “身边已富裕人群的富裕模式可否复制”、“富裕阶层是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看待身边已富裕人群”等等问题。发现，村里人对富裕要点有所共识，认为办厂即可，但是办厂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是资本生财，因而富裕模式很难为普通家庭、贫困家庭复制。而且，在办厂过程中很难希求政府提供启动帮助，因为在第二产业拼搏，除非拥有一定技术优势，否则很容易重复建设。我们也顺便探究了贫困户在第三产业或第一产业致富的希望，但以目前杨汛桥镇的具体经济形势而论，这点希望很是微弱。毕竟，第三产业在镇上远未形成气候，第一产业需要的强壮劳动力又更愿意去工厂拿工资。这么一来，新的致富路径是很难被设计的。
在我们问及“富裕阶层有没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时，文书坚定答道，没有。村里没有致富经验交流会之类，不会互帮互助，完全是独立富裕的。村委对个人的立业似乎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少取，多予，放活”可谓做得成功。这种情境思索一二，其实是可以很快理解的：因为村委有独立的财产，村委有能力办理公共事项，富户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机会也就少了；因为村里产业单一，致富模式单一，致富经验交流会也就没有必要。重要的事实上或许不在于富户是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在于未富裕人群对富裕人群的看法。根据我们的询问来看，答案是幸运的。村里人认为，已经富裕的人是由于抓住了商机，积累了资本，方才富裕的，没有很明显的不公正因素参与其间，因而村里人只是不满意自己不富裕，而不是不满意富裕者富裕。
2．孙水根家调查实录
从王家塔村出来，我们走访了上孙居委会的孙水根家。上孙居委会的文书也是全程在场，共访谈了近四十分钟。孙水根家有三口人：大爷、大娘、他们的孩子。我们拜访的时候，只有孙大娘在家。当时她正倚靠在门边给一大堆蓝颜色的网状纱布锁边。门是对开式木门，虽然很宽敞，大堆的纱布却完全封锁了入门的空间，必须尽力一跃，方能勉强跃进门内。文书很简短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孙大娘很是高兴，语速较快，大概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又伸手拿了一把椅子，高高递出，示意我们坐，腿脚却一动不动，仍然维持着倚靠在门边的姿势，这时，文书说道，大娘的脚不好，站不起来了。
坐定，我们很快了解到以下情况。孙大娘55岁，脚不好，没有收入来源，有所厂子偶尔有些纱布需要锁锁边，方能赚点小钱，今天我们看见的纱布便是。孙大爷63岁，村里照顾，在一家工厂做清洁员，每月能收入300余元，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由于大娘腿脚不好，孙大爷还得回家做饭、做家务，因而也是家里的生活支柱。孙家独有一个孩子，正在念高中，虽享受一定减免，仍是家里最大开支，费用常使孙家的老夫妇发愁，但这孩子也是家里最大的希望所在，因为孙家夫妇已老，并且有所病患，孙家脱贫致富的希望便全落在这孩子身上。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刚刚在王家塔村得出的结论基本是适用的：贫困多由于家庭里的壮劳力自身有残疾或病患，就业机会良多，健全人不陷入贫困，不困难。
与先前走访的王文潮家一样，孙家也是低保户。但是细算收入，孙家似乎更为窘迫。夫妇俩月收入总共才400余元，民政局按人头发放低保补助，一月只300余元，这样一月总收入最多800，一年最多进帐9600元。虽然上孙居委会年收入和王家塔村差不多，有两百余万元厂房出租收入，也实施“三有一化”，但是上孙居委会年分红仅仅1％，低于王家塔村5％—10％的水平，因而孙家在分红上的收入也远不及王家。这些收入，加上年底村里补助的几百元，孙家全年收入不超过11000元，仅仅为同是低保户的王家的年收入的一半。两村相邻，两家相隔也只七、八分钟步行路程，这种差距如果放大化思索，可引人垂疑：低保补助设计为与人均收入相关的级差形式是不是更为合理？大到全中国，小到一个镇，区域不平衡常在的理由及公平性考量？
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上孙居委会的情况和王家塔村的宏观情况比较类似。在医疗保障、教育减免、文化活动、政治参与、村收入来源、三有一化、无务农人口等方面，基本一致。但王家塔村在某些参数上似乎稍显富裕。为方便阅读，列表显示 ：
表1.
村名 总户数 低保户 贫困户 富户 普通户 普户收入
王家塔 200多 2家 约4％ 约30％ 约66％ 约3万/年
上孙 259 4家 约20% 约20％ 约60％ 近3万/年
表2.
村名 上网户 人口 老人 小孩 壮劳力 外来人口
王家塔 70－80 780 130多 100多 500多 1000多
上孙 60－70 956 200多 200多 500多 1000多
表3.
村名 农保地 村收入 村分红 人均收入 镇内排名
王家塔 180亩 200余万/年 5％－10％ 1万/年 居中
上孙 50余亩 200余万/年 1％ 1万/年 居中
由于上孙居委会和王家塔村许多情况类似，我们的记录侧重于查遗补漏或两村不一致的方面。具体而言，发现如下几处地方不同。一是“三有一化”中按照农龄确定村资产股份数额是否公平的问题。上孙文书的见解不同于王家塔的文书。上孙文书认为，每一年或每两、三年重新划定股份数额不现实，太动干戈，而且新生儿虽然没有股份，但老人过世，老人的股份不取消，可以继承，新生儿总能继承到。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股份确定时，无老人家庭的不满，但关于重新划定股份太动干戈、不现实的说法比较客观实在。这一见解冲突再次提醒我们，涉界性公平问题的难度。联想到国际商贸规则的多级差、多条件性设定，似乎觉得，过于简单的界限划定虽然操作起来方便，但涉界性公平的考虑往往不够周全。
第二处不同在于，王家塔村村民反映的问题多出现在建房、道路基础设施方面，而上孙居委会居民多反映公共卫生问题。上孙文书介绍说，这两年村里大力抓了公共卫生建设，垃圾集中处理，每户发放了垃圾桶，公厕在改造，总体来讲，卫生比以前好。但是一口不能吃成个大胖子，村里也没一口气把公共卫生都治理好的经济能力，许多卫生改良措施还只能逐年规划、逐年做。抓公共卫生建设的钱都由村收入支出，这估计是村红利分配比例较低的原由。
上孙文书还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一是经济上的情况。问：对村、镇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是否看好，村里、镇里产业单一，技术含量不高，有无对策？答曰，不好说。村里富裕户也想探索新路，但很难，谁都不敢独冒风险，仍然喜欢扎堆做熟悉的产业。诚实的讲，这种情况堪忧 。二是教育上情况。上孙文书介绍道，镇里每隔一段时间便培训技术工，技术工工资要高一些。问题是，村里做操作工的人仍占绝大多数，这种技术工培训的效果有待质疑。而技术工出不来，我们难以摆脱粗放型的发展瓶颈。三是富裕户在社会事业上的贡献情况。可能由于上孙居委会财政不如王家塔村宽裕，上孙的富户自愿、适当地多承担了一点社会责任，做了一些公益。这是良好的趋势，值得一提。最后，我们组还询问了孙大娘粮、油涨价带来的生活影响。这个问题回答的情景出乎意料，孙大娘似乎并没有很重视粮、油的涨价，尽管她十分在意家里的开支。有可能贫困户家庭用粮、油都比较节约，选择的粮、油也比较低档，食物中荤食不多，所以对粮油涨价的感受不如想象的激烈。不过村文书特意询问了小孩子的生活费用，说：“每个月至少要三百了吧？”孙大娘点头应诺。估计粮油涨价，餐饮业随涨，寄宿的学生受到影响，而孙大娘没有把这归结为粮油涨价。
以上便是调查过程实录。
（二）调查情况归纳
1.总体上：杨汛桥镇经济发达，工厂较多，村庄出租厂房，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因而村、镇财力较足，村民福利有保障。
2.关于贫困户：由于村、镇的补助，杨汛桥镇的贫困户经济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具备基本的抗风险能力。贫困多由于家庭里的壮劳力自身有残疾或病患所致，村里就业机会良多，健全人一般不至于陷入贫困。
3.关于富户：村里尚未富裕者只是不满意自己不富裕，而不是反对富裕者的富裕。在村财政力不能逮时，富户也自愿、适当地多承担些社会责任，做些公益事项。
4.关于经济：村里、镇里产业单一，扎堆投资，依靠资本生值，技术含量不高，目前经济形势尚可，长期发展趋势不好说，有待警惕。
5.关于教育：村里重视小孩念书，村民对镇里提供的中小学教育比较满意，但镇里提供的技术工培养服务，效果尚不明显。
6.关于文化：集体文化活动不多，地方戏剧等地方古典文化离村庄越来越远，但上网率高，信息渠道扩张，知识有可能膨胀，对文化方向的影响不好把握，对政治的影响则应当基本呈良性。
7.关于政治：村民权利意识增强，政府行为日渐规整，村委海选、村财务公开、村政务公开等已然做得比较规范，整体趋势，昂扬向上。
8.关于规则：标准设定的涉界性公平问题可能引发思索，但目前现实中大致无碍。
以上调查过程和调查情况归纳都是根据我亲身访谈笔记所做，保证真实。但是，由于对绍兴本地话不熟悉、无主题采访、个人思维能力有限等诸种原因，可能多有不周之处，尚请见谅。
绍兴县人民法院 李籽苏
2007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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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保户：此指有工厂为其买医保的个人。
即“有股份、有技能、有保障”和“资产量化”。
而且，有些福利，比如低保补助，按照人头发放，老人的存在可以使家庭取得更多的福利。
村文书介绍，村民也会采取反映情况的方式，提出医保待遇不够高、基础设施不够好、不批宅基地很不满等问题。但是这些反映往往流于抱怨和个人主观化，缺少建设性的意见和客观的态度，所以很难称为建议。这一介绍表明，村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尚为稚嫩，还有待提高。
此处数据来自于两村文书口述，可能有欠精确。
这种乡村发展模式又叫“特色产业带动型”模式。即在一个乡或村的范围内，依据所在地区独特的优势，围绕一个特色产品或产业链，实行专业化生产经营，一村一业发展壮大来带动乡村综合发展的一种新农村建设模式。“特色产业带动型”模式也一定不好，问题是要拿住技术的王牌，才能长远地确保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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