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旦为儒家文化所化，就会形成“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宏大人文关怀。在这股家国一体的精神洪流中，范仲淹是一个典型。不要以为，皇帝把他贬到蛮夷之地，身体处江湖之远，就能把他彻底的放逐。虽然身居泥泞，心处囹圄，他的内心却以君子的境界要求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何等的悲苦境界。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又是一种在中国理所当然的文化趋向。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有一种“乐”的精神追求。越是困境，儒生就越以乐为修身要义。儒家文化积健的内在精神可以自然催生和演发出种“乐”的文化自觉。不然，孟子怎么会说：哀莫大于心死。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基础。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道家迷恋的却是成仙，佛教希望的却是承担苦难普渡众生。儒家因为追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使得多少儒生因为忧国忧民而身世惨淡，其实若是纯粹追求一己之乐，可以很完全可以轻易地乘浮浮于海，或遁迹山林，或大隐隐于市。所以在中国，做儒生是最辛苦的，然而，中国的历史证明，其实中华民族任何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格群体。对于信仰儒教的弟子来说，要想一辈子修齐治平过有意义，难免有几分痛苦，还要在痛苦时候，不以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情绪，这对自己似乎太不人道了。偏偏是这样一群对自己不人道的人们，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能把人生过的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惨而不苦，苦中求乐，这是一种何等的令人向往的境界。
让人啼笑的是，跟任何太古老的文化传统一样，历史太悠久难免会产生文化变异。到了近代这种高贵的精神，开始演生出一个变种，阿Q就是一个代表。如果生活实在贫穷和压抑，经承不起，就使用独家武器“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就是：把不是儿子的人想象成儿子。如果生活太困难太乏味，就想象“自己和白盔白甲的人，络绎地把秀才娘子的箱子抬出来，器具抬出来，宁式床也抬出来。”不同之处在于，儒家改变的是自己的心态，而阿Q是用想象改变客观事物。消极的承认现实，用精神把现实绞捏成自己想象的世界，有了这个传统，中国造就了一批生活悲苦但很快乐的人。知足常乐成为一种美德，安贫乐道成为圣人一再推崇的行为准则，代代相传。这种基于物质匮乏的农业文明的精神传统，迎合了皇权的需要，统治这亿万子民。理学家创造出一套意识形态，道貌岸然地教导百姓要“存天理，灭人欲”，满足的是上层的利益诉求，没有约束的上层社会不可避免开始腐化，奢侈地腐蚀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基础。等到有人揭竿而起，颠覆一个王朝，下一个王朝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
明白这个层面，我们才能从更加宏阔的视面重新审视传统儒家所强调的核心精神，才能研究它是如何造成了一种世上独有民族性格：不喜张扬，讲求中和。
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一代，如何扬弃和面对这个传统文化，这是也许是新的世纪整个民族面对的一个整体性难题：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求的思想和价值观。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往往贬曹操扬诸葛。虽然前者把后者赶到中国的一个角落，偏居西南，最后还灭了国；虽然前者统一北方，实施屯田制度，大力发展和恢复了北方生产。但是，因为后者在军事中轻视手段的道德性，因为在政治斗争中不以道德为终极目标，所以失败的诸葛亮在精神上彻彻底底的打跨了曹操，被中国的百姓比喻为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而代代相传，和关公作为“忠和义”的象征，而曹操只能在京剧中勉强挂个白脸，这一挂就是数百年。
如果我们的文化传统所服务的封建国家基础已经消亡，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讲究财富和道德并重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民众还是这种心态，我们不能不去推测这个民众群体性心理进化的程度。如果不关注这种传统文化如何通过新一代的人妨碍现代工商活动，如果不讨论一个人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即在一代新人的成长过程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载体如何完成良性变异和扬弃，如果不重视如何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国家中有利于商业活动开展的文明成果，我们的国家如何完成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性格塑型？又如何完成一项跨世纪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难题。答案在哪里，讨论的切入点在何处？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的讨论契点，可能在“经世致用”和“湖湘文化”两个命题。欢迎各位不吝赐教！我在此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