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到时候缅怀

    这个时代——21世纪，变化很快，传奇很多，繁华很深，但其实前途很远——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学会用缅怀的姿态生活，缅怀已经逝去但并不遥远的20世纪，缅怀一些神奇的人和事，缅怀转瞬即逝的单纯与平静，甚至还缅怀喧嚣和痛苦。当湖南大学定名80周年的纪念日来临，当无数的故人、故事以在场或不在场的方式一起涌回岳麓山脚时，我们缅怀的情绪登峰而造极。
    湖大法学，从李达算起，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放在整个中国法学的大背景下，堪为先驱先进者。然而要追溯一段有传承有代际的法学教育史，合并上湖南财经学院法学系的十余年发展，不足二十年，法学院成立刚过六年。
    这些年，不容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强大的理工科背景下，在无可能成为“显学”的渺茫中，湖大法学院有了七个硕点和法硕授予权，有了博点，有了全国研究基地，有了省级鉴定中心，有了数百学子，有了被称为湖大新地标的“法学楼”，更确立了今天这个可以冠以“湖大法学”之名的教育整体。而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建院之后的六年内实现的。
    发展神速，大概可以这么说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成这么多事情，自然会有一些传奇，自然会出现很多神奇的事物，只是这段原本应该令人骄傲的发展史，何以变成了我们记忆中充满伤感和痛惜的缅怀史，着实让人疑惑并有着隐隐的不安。
    我想，我有资格去揣测这群年轻的叙述者的心理，有资格去探寻隐藏在这种叙述背后的事实背景，因为我就是在这段“历史”发端之时——2000年——走进了这段故事，并且再不可能走出去。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也是一个主观的叙述者。
    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太年轻，容易激动，容易崇拜，也容易感伤。我们很快就树立起了一堆偶像——远的、近的、身边的、传说中的，并尽力夸大这种独特性。我们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当事情发生得太快，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并赋予它们很突出的意义。
    原因之二，我想我们确实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写一个长长的光荣榜，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些放到国内任何一所法学院，其实都值得称耀。
    原因之三，也许是情况在变糟，在很短的时间内，原来有的都没有了，于是我们开始怀念那些美好，即使那只是很近很近的过去。我记得我在湖大的时光，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期望值可以不断提升的新老师，常去听讲座，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法学楼虽然还没有破土，但是在想象中已经高大起来了。总之，事情看上去很美。但是，我听到我的师弟师妹们说，他们曾经因为授课老师水平太差而几次愤然离堂；我听说，湖大法学院行政层发生内部争斗，几番变迁，好不容易引进的新鲜血液流走了，以往的骨干老师也走了，剩下的认识的老师已经不多了；我还听说，学生活动被招安了很多，然后销声匿迹了很多；还有，为了申博点，为了提高各项硬指标，挂羊头卖狗肉弄虚作假违规操作都多了很多，硕士点招生越来越没有公信力，因为传说试题可以被原封不动地泄露出来。
    不带更多感情色彩的回顾湖大法学院这几年的发展，过分看重成就会使我们忽略曾经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和学习过的大多数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否关心过他们的际遇？——他们是否同我们一样感受并感激湖大法学院经历的这场快速成长？还是更多体验到急转的阵痛？他们给湖大法学留下了什么？湖大法学又带给他们些什么？还有，他们在哪里？
    实际上，有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骄傲所缅怀所感伤的那些湖大法学的辉煌，其实一直都只是关乎小部分人的声誉，他们或者曾经是名不怎么经传的普通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趁着湖大法学振兴的这股东风，纷纷占了山头，评了正教负教伯导叔导；或者是原本有点经传的某教某导，辗转反侧，借各大法学院挖人之隙，在湖大歇个脚，吃饱喝足，然后再创新高；或者是被迫考研以躲避就业高潮的法学学子，万幸得以考中，然后被迫列在湖大法学红红的光荣榜上，以供后来学子榜样。
    大多数人，他们被淹没了。他们不曾热烈的参与讨论“谁将是下一届法学院院长”，他们也不了解关于评职称、申博点、研究生录取的种种内幕，他们甚至没有过多的出现在妙语连珠掌声不断的明星法学家的学术报告会上。他们没有觉得他们在湖大法学院的生活有什么质的提高，也许还不如以前。因为在他们入校前，一个法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收入是2000元，现在只有1500元，何况还没有足够的岗位可以提供。他们没有像以前的法学学生一样，有半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可以到司法机关实习操作，学习实践技能，他们只是在原本是讲师现在是正教负教的老师的漫不经心的指导下，交了一篇不求甚解的法学论文，扔了一把学士帽，然后走出湖大校门，在银行、公司、政府或其他什么地方，找了一份不知道跟什么专业挂钩但是肯定和法学不挂钩的工作，勤勤恳恳，渐渐遗忘了自己作为一个法学学士的出身。讽刺的是，反倒是有旁的人一直在深情地替他们呼喊，说湖大法学院是他们“走不出的背景”。
    没错，这真是一个走不出的背景，一个沉重的背景。如果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四年里所拥有的是一个计算机、金融或者外语的背景，也许我们不会感觉这么沉重，不会觉得养活自己都很困难，不会觉得职业生涯的展开如此希望渺茫，不会觉得满腔热情无从宣泄，空有抱负无处施展，最后只能是转战他处，或咬紧牙关，继续向法学知识的高峰攀登，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还有博士后。
    法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急速扩张，取得的所谓辉煌成就其实是以透支大多数法律专业学生的教育质量、职业前景为代价的。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智力耗散在小部分人的争名逐利、勾心斗角之上，耗散在规模的盲目扩张上，耗散在拼凑论文、粘贴丛书、开年会、四处挖人的短期输血行为上，喧嚣过后，圈钱圈利者走了，知识传统、教育传统、学术传统、职业传统一个都没剩下。
    这些挫败或者说退步并不是湖大法学院的独特体验，从2003年开始，许多学校的法学院都经历了失血的痛苦，都在不断的震荡中艰难地寻求新的平衡。它们反映了中国法学教育此时的境况。法学专业的大规模扩招和专业教师的严重匮乏、优秀人才的不安流动注释了中国法学教育所面临的危机状态。现在全国法学本科的招生院系已经达到了559个，招生学生近八万人，教学规模较十几年前扩张了500倍。于是又一次出现了“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法学文凭贱如粪土”的情形。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在民国时期。
    我们知道，法学教育必定是与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紧密联系的。法学教育的兴盛是一个国家法制发展的突出表现，也能进一步促进法治的实现，但是法学教育不能夸大自己在整个法制进程中的作用，它不能脱离中国法治的现状而毫无节制的进行扩张，超出一个国家对于法律事业的承载能力，否则就会造成法学理论和法学实践的双双落败：一方面，大家都急功近利或忙于生计，没有人肯坐下来老老实实做一些知识上的整理和积累，没有人愿意用很长的时间去努力推动一种传统的形成。原本，法学精英的流动是有益于知识的传播和交流的，但是在一个短期行为受到鼓励的环境中，这种流动就会变成一种圈利行为，只注重短期投资短期收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学术规范、学术传统的形成都是一种极大的破坏，更不要说形成法学教育的理念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足够的实践空间提供给这么多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而法律知识不经过实践是没有办法与社会匹配、融合并产生作用的，于是大量的学法律的人最后都只是“学过法律的人”，多年的学习只为他们换来一个纯粹的知识背景，并且这个背景因为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很快就会过时。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术语来进行描述——“泡沫”。投资过热，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而其中热钱过多（这里指进行短期投资、四处挂牌的法学人士），表面上法学是显学，法学教育很兴盛，其实暗藏危机，一旦“热钱”转移，泡沫就会破裂，热闹的法学院马上沉寂下去，排名下降，大量的法学毕业生如同黑夜中沉寂的烂尾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们既没有可以制定出好法律的人，也没有可以执行好法律的人，结果只能是浪费人才浪费资源并损毁法律的威信，阻碍法治前进的脚步。
    湖大法学六年的发展也许只是一个泡沫的崛起，它的衰退也只是泡沫的破裂，这样说，确实伤害我们对湖大真挚的感情，这样说，也伤害许多我敬爱的师长，可当我们理性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身边同学的就业状况，哪怕是来自于湖大法学最兴盛时期的数据，都会告诉我们，我们曾经虚荣的言论伤害了多少同道者，并且还要误导多少人。曾经的学术上的兴盛是值得珍惜的，可是还没有形成传统，还需要后来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从思考中培养、从实践中培养，在离开校园离开湖大之后持续不断的培养。
    我说还不到时候缅怀，是因为我相信最好的时光还远远没有到来，六年，从法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发展逻辑来看，还不足以成就大学者、大法官、大律师；
    我说还不到时候缅怀，是觉得现在还不算太坏，这正是繁华的泡沫慢慢破裂之时，你们、我们见证了这样的时刻，会对将要到来的湖大法学的新的春天充满希望；
    还不到时候缅怀，因为我们都处在中国法学、中国法治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经历某些不得不漫长的过程，要同情的理解某些必然，要接受由于我们的虚荣、浮躁和自大所带来的失败，要有更宏观和更博大的眼光，才看得到真正属于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的空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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