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

    罗素说，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的确，勿论苏格拉底所遗留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遑遑思想，即使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后人依然莫衷一是，见仁见智。

    一生以教授哲学为业的苏格拉底，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岁至耄耋，却被控为败坏青年和不虔敬，并最终被判死刑，饮鸩而亡。

    说他败坏青年？希腊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色诺芬皆出自他的门下，更惶论其他桃李。无论从何角度研究希腊，他们二位都是无法忽略的浓抹重彩。杜维明说，西方文化有三大源头：古希腊文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对物的反思，发展为后来的科学传统；古希伯来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发展为宗教文明；古罗马文明，发展为近代的法制传统。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再及其弟子的弟子，汇成了影响后世达数千年之久的思想源头，如果说这是一种“败坏”，那么苏格拉底所“败坏”的又何止是“希腊青年”。

    说他不虔敬，亦是无稽。在通常被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鲜活地跳跃着苏格拉底虔敬的心。众所周知，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当时的审判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其审理程序和规则与现在的陪审制有很大区别。随机挑选的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首先根据案件事实，投票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然后再根据罪性大小，决定刑罚轻重。被告可以在被定罪后，向陪审团提出自己的刑罚，罪刑相当则通过，轻则加刑。被告一般会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提出自己相当的刑罚，并说服陪审团通过。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苏格拉底却以近乎儿戏般提出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显然过轻而不可能被通过，且激怒了大部分陪审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认罪态度极差——而最终被判极刑。作为圣哲的苏氏不可能不知道，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他完全可以要求较死刑较轻的刑罚以求生，但他放弃了。即使是被判死刑后，其弟子和好友亦安排好一切，让他越狱逃到特萨里去，他同样予以拒绝，他似乎抱着誓死的决心，放弃了一切求生的努力。有人认为，法律至高无上，苏氏是以自己的死来捍卫法律的权威，即使这个判决是错误的。这种解释曾经一度让人对苏氏无比敬畏，对法律的权威应当绝对捍卫。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苏氏为什么能够建立起这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为什么面对死亡时亦能如此从容和无畏？从《申辩篇》来看，是苏氏虔敬的宗教信仰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力量。

    面对法庭的审判，苏氏的论辩相当地镇定和平和，即使是死刑从判决到执行，苏氏依然安详且平静。他说，死要么就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么就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苏氏坚信，死后会存在末日审判，在灵魂到达另一个世界时，还要接受世俗之外的审判。他说，现在你要是能清白无辜地离去，那么你就是一个受难者而不是一个作恶者，你就不是一个法律之下的牺牲者而是众人之下的牺牲者。因此，他并不介意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行正确之道。世俗的审判虽然剥夺了他的肉体，但灵魂的审判会带给他永生，他坚信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同样会生活幸福。正是这种思想支撑着他平和而安详地面对死亡，将之视为无梦的睡眠或灵魂的迁徙。因此，苏氏更像是一个虔敬的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清教徒。而讽刺的是，他却以不虔敬而获刑。

    最末，苏氏淡定地说，死别的时辰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知道。完全可以推定，苏氏是笑着离开的，因为他找到了灵魂的归处，超脱了肉体的有限，达致灵魂的无限。

    值得玩味的是，76年后的公元前323年，亚里士多德同样因不敬神而获刑，但不同的是，亚氏却选择了逃亡，并于第二年去世。因为，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奥尔弗斯主义的宗教神性气质越来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严密的逻辑理性。不知二位圣哲在天堂相遇，会是怎样一种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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